昨天去百老汇电影中心看了李沧东大叔的《诗》，无比赞。后面一排有人几乎从头睡到了尾，还打出像绿皮火车进站一样彪悍的呼噜声，也好，中和了一下片子里的各种悲催。

我觉得这个片子实际上是一曲廖伟棠的颂歌，因为里面那个给学诗的怪婆婆上课的韩国诗人大叔，长得和廖诗人伟棠不是一般地像，而且有着各种神似。廖伟棠在神州各地给打工青年、社区阿婆们传授诗歌大法的慈祥身影在银幕上和在韩国四线小城的文化馆里温柔敦厚地拿起一个苹果教大妈们写诗的大叔的身影几乎完全叠合了。十年前的廖仔，在我脑子里和“慈祥”二字没有一毛钱的关系，那时候丫就是个披着黑胖子肉身的红孩儿。一晃十年就过去了，廖仔变成了一个兢兢业业写诗、诚诚恳恳抗议的正义大叔。令我颇为感念的是，今年8月在香港，有一天伟棠领着我和晓涛去搭地铁，我们仨都已经进了站，正朝月台走去，伟棠大叔突然转身走回了地铁的检票口。原来检票口那儿有一坨内地游客，拿着港铁的票不知道如何刷，非常挫败地呆立在那里。伟棠大叔一边灰常慈祥地帮每个人都刷了进来，一边小声嘟囔着：这个检票口设计得很不合理，我已经给港铁写过好几个提案了，他们还没采纳……

刹那间，我在廖伟棠无限后撤的发髻线上方看到了一圈优秀公民的佛光。而这圈佛光，也正是在文化馆里教怪婆婆写诗的韩国大叔头顶所飘过的物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