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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马雁——我在中文系的日子

文/马雁

中文系在我的记忆里最早是和中学语文老师相关的。高中的语文老师杜学钊是50年代的中文系毕业,因为家庭环境原因没有得到更好的工作,在中学当语文老师。杜老师给我最深刻的印象是风度翩翩,即使是在校园里散步也围着五四式样的长围巾,上课不爱讲泥石流之类的科普文章,偏偏满黑板地写着荀子,讲天道有常。因为崇敬杜老师,考大学的时候执意不同意父母的意见,报考了中文系。其中也得到杜老师的支持,向系里做了推荐,至于这种推荐到底有多大的效力,现在是不得而知的。

进了中文系第一课,班主任是张渭毅,当头一棒是中文系不是培养作家的,此外还有北大不是培养职业革命家的说法。现在看来是在保护学生不要做无谓的梦,当时却是觉得纳闷,因为作家或革命家都不是十多岁的孩子所憧憬的职业,大家大约只是糊涂着进了北大,进了中文系,并没有为未来做更详尽的打算,所以这当头一棒其实作用相反,倒勾起了作家、革命家之思了。

分专业是比较有趣的事情,和别的地方不同吧,北大中文系选专业是学生自己选。其实文学、语言学和古典文献学之间的差异有多大,决不是一堂课就能讲明的,多少老先生做了一辈子学问也没有搞清楚这中间的玄妙,要让些孩子自己选,其实是很为难的事情。但似乎中文系不怕这为难,又或者中间有这样一种逻辑:人生无常,有多少事情是能够自己做主的呢?自己做主又能在多大意义上真的能左右自己的人生呢?所以所谓的选专业也就变成了一个过场,和我们人生中其他的过场一样,只是一个形式主义的仪式。但即便如此,大家还是绞尽脑汁地思考来思考去,终于选择了一个自己的专业。我们这一级,全班有80多人,选文学的有一半,剩下20来人选了语言学,10来人选了古典文献学。我选的是古典文献学,理由其实是虚荣,因为觉得越是难学的专业越有意思,其实后来后悔过,但没有做出任何举动,只是继续在这专业里耗着。这也和人生一样,不如意不顺心的环节多了去,但究竟我们还是这样活着,活得好的人大有人在,活得更差的就数都数不清了,不能计较太多,人生是难得糊涂的。

大一的那年是在昌平念的。对于北大非文科且非93以后若干届的学生来说,昌平只是意味着无法想象,但对于我们来说昌平却是最初的记忆。中文系有一本系刊,还是昌平园有一本园刊,名字叫做《世纪风》,大约是园刊,因为任编辑的并非只中文系一系的学生。我们班的缪川任的大约是主编的职位,他是有名的小诗人,写我们不大能看懂的现代诗,意象十分叵测,叫人好生敬畏。昌平园里还有广播站,我那时在广播站混,经常做节目,有一期做了王小波解读,被经济学院的有见识的男同学鄙夷过,但鄙夷过后也没有下文,大概是因为王小波这样的作家无论怎么解读都是可以的,并没有那么深刻的意蕴。《世纪风》是最早发表小说和诗歌的地方,在那上边发表作品的不光是中文系的同学,但以中文系同学居多。我念中学的时候写诗,大致是和于坚他们一路的那种口语诗歌,也在《世纪风》上化名发表,不用本名是因为觉得这样的诗歌和缪川同学他们的不能比,也发表小说,小说一般都是模仿玛格丽特•杜拉斯的写法,因为当时她正流行,且那样的新小说结构对于新手来说似乎是容易模仿的,其实需要很考究的功力,但那时候不懂,只是天马行空的乱写,且在园刊上居然也有了读者,很是得意。

认真想到写诗是在第一次参加未名湖诗会。那是1998年的3月,我们坐着校车到燕园,当时臧棣老师在教我们当代文学。他是一个著名的优秀诗人,给了我们很多启发。我记得我上他课没多久曾经给他写过一封信,把自己的诗作抄了几首给他看,并且提问我写的到底算不算诗。没曾想臧老师很快给我回信说,维特根斯坦曾经请罗素看他的哲学手稿,问到底自己有没有做哲学的前途,否则就要去当一个飞机设计师,罗素回信说你千万别去当飞机设计师,现在我也回答你,千万别放弃写诗。但这封信在即使很稚嫩的我看来,也是客气话居多,不能当真的。到了未名湖诗会,见到好多诗人,尤其是擅长朗诵的剧社成员用表演性的腔调朗诵海子《祖国(或以梦为马)》,我们才真的被诗歌震慑住了。朗诵者完全是用一种舞台的气魄在进行,催人泪下是绝对不过分的描述。我记得坐着校车回到昌平以后,几乎整夜我们宿舍里同学都没有合眼,开着应急灯,朗诵海子的诗,想要获得朗诵会上催人泪下的效果而不可得。简直如同一场醒不过来的急梦,把人急得啊没办法,为什么我们就不能朗诵出那种澎湃来呢?大概就是从那晚起,忽然掀起了一阵写诗的热潮,不光中文系,其他系的同学也开始写诗,大家忽然都皱紧眉头思考海子骆一禾们思考的问题,更厉害的则去思考爱伦•坡思考的问题。那时写得最好的同学还是中文系的缪川,然后有社会学系的郭婷婷,写的是意象派那一路的诗。

中文系还有一个好传统是演戏。昌平园里我们成立了剧社,担纲的还是中文系的同学。王靓自己创作了一个剧本,讲几个同学去山里露营突然遇到塌方,一时间冲突四起,同学之间矛盾激化起来。也有用丁西林的《这不过是春天》演了出折子戏的,我参加演出的是一出当代的剧本叫做《亲爱的,你是个谜》,有些荒诞派的意思在里面,主要还是搞笑。公演那天,全园子的同学都来看,声势十分浩大,我们的道具相当简陋,甚至连舞台都没有,是用桌子拼凑出来的,但仍然获得满堂彩。

昌平园里还有印象深刻的是讲座。因为学生离得太远,系里经常有老师过来做讲座,印象最深的是李零先生来讲治学道路,空荡荡的大教室里坐着些不知所谓的孩子,先生讲他半生治学,也不谈寂寞,也不谈辛苦,只是顺着逻辑和理路把自己的经历老实交代出来,现在想起来,先生当时可能会觉得有些无奈,一群孩子能听懂什么呢?可是就是这样的讲座给学生心里却埋下了伏笔,不论如何总有一天会懂得这中间的玄妙。

到了夏天,我们终于回到了燕园。在回燕园之前是军训,军训对于中文系本没什么好说,但这一年我们厉害的有两样,一是打扑克牌,一是喝酒。打扑克牌我们是赢了教官,所以从来不用做清洁,都是教官帮忙做,这在军营里是独一份的。喝酒厉害主要还是中文系女生,喝得营长满地乱爬,要找中文系女生拼酒。在军营里的生活其实是苦闷的,还好我们没有象92、93级的学长那样军训一年,但仅仅是一个月也是苦闷的,记得当时午休一次我做了个动作是拿手枪朝太阳穴开了一枪,被同学说是这就是军训的感觉,由此可见一斑。

大二印象最深的是上倪其心先生的古籍整理概论。倪其心先生是林庚三大弟子,才气之高由此可见,但他除了早年研究宋诗,后来著述并不多,似乎就一本《校勘学大纲》,前面序言是费振纲先生所写,可知还是文革过后恢复教学的成果。倪先生身材中等,微胖,头大如斗,身体不太好,似乎是癌症手术过后仍坚持教学。我们那时候上课很不专心,经常迟到,10个人的课堂都常常来不整齐,倪先生有一天生气说:“你们为什么来得这么晚?我住燕北园每天7点就坐公共汽车出来,不会迟到!”我们好奇地问,为什么不骑自行车。倪先生很有道理地说:“我不会!”又有一次又是很多人迟到,倪先生来气直接把门栓上,不许后来者进教室,这就是他生气的极限。

大二我也修了古代文学,那是大课,大家都去,但我不怎么喜欢上课,只记得交过一份课程论文写宋代话本里的女性形象,40分满分得了39分,很是得意,是不上课的学生又能得高分的好例子。老师对学生总是宽容的,我还修了温儒敏先生的现代文学,考试那天因病要延考,温先生改了题目给我,也仍然考了一个97分,是我大学里除了体育之外拿的最高分了。

到了大三,专业课增加了很多,我仍然不认真学习,每天只惦记着写诗和小说。那一年我们和98级的同学一起撺掇着把未名湖诗会搞成一个诗歌节。似乎排演了一出诗剧,是海子的剧本《太阳•弑》改编的,大家没有戏服,就去扯了很多布料,像希腊人一样围在身上,法律系的撒贝宁师兄现在是中央电视台的知名主持人,那时候还和我们一起演出玩,记得他当时赤裸着上身,围着布料上台,不料忘记摘手表,所扮演的人物好象是一个国王,国王戴手表当然是不行的,已经被台下大笑,更甚的是他动作幅度大,几蹦达把布料给挣脱了,露出了牛仔裤,还是LEE牌的,这下台下彻底炸开了锅。排戏最好玩的还有,两个人分别演青草和吉卜赛,结果忘了词,青草冲上前大叫“我是吉卜赛!”这下演吉卜赛的那个没办法,只好也冲上前去大喊“我也是吉卜赛!”又有管理学院的黄建军演祭司,站在台侧念白“太阳神神庙是建造在朝东的大石上……”忽然换着综艺节目介绍的腔调说:“亲爱的观众朋友,你猜对了吗?”演出的事情往往是一个晚上的辉煌,但排戏却是好几个星期的精彩,不深入到其中无法体会。

诗歌节以前从来没搞过,我们搞未名湖诗歌节之前,似乎大陆也没有诗歌节一说,因此怎么搞都是大家由着性子来。先是要搞些演出,把摇滚乐队拉拢进来,那时候95级的王敖有一个乐队,自然是拉拢了来。又要搞些讲座,大请各路诗界神仙,同时又搞网络在线的诗歌活动,拉到一小笔赞助。最后耗资巨大,至今也想不起来是怎么搞到的钱,总之无非是拆东墙补西墙给弄出来的。但现在竟然变成了北大的一个传统,也算是给后来的中文系遗祸万年,弄得大家都被这个诗歌节缠身,无法解脱。

诗歌节最好玩的还是朗诵会,而且是第一场未名湖朗诵会。以前的传统是每次必朗诵海子,有表演性质,其实主要还是纪念,而且海子在学生中有号召力,凡上大学者必然知道他。保留目录有《祖国(或以梦为马)》《春天,十个海子》《面朝大海,春暖花开》等等,都是大家耳熟能详的诗作,每次朗诵必然引起轰动,其次是在京的著名诗人也会带着诗作参加,最后是在校学生朗诵自己的作品。98级的曹疏影的诗写得好,这在当时是一个共识,现在她在香港也是非常有名的诗人、活动家。

大四的时候参加了北大在线新青年网站的活动。之前是有研究生的师兄办过一个燕园书网,也给他们写过一点书评,但都是小打小闹。到胡旭东师兄主持新青年网站的时候,他招呼我去,诱饵只有两个:办公室有空调,还有冰冷冰冷的矿泉水。新青年网站现在已经不存在了,但在2000年的时候是大陆最重要最知名的文化网站之一,充分表现了北大的人文和艺术底蕴,计有文学、电影、音乐、学术等频道,文学频道自然是中文系把持的地盘。我们开设了诗歌、小说、戏剧等子频道,还和《书城》《视界》等杂志合作,上传了大量精彩的内容,最有名的还是我们的文学论坛“文学自由坛”,吸引了上至著名诗人、作家下至中学生的各类人等的参与,一时间几乎成为国内创作最活跃的严肃文学阵地,每天更新各种作品数十篇。影响很大。

至于我个人,后来勉强地毕业,拿到毕业证的时候教务老师还抱怨“你还差不少学分呢!”,也终究还是混到了一个证书,继续在新青年网站工作了些时候,仍旧和校内系内勾扯不断,成了一个离开了学校离开了中文系仍旧阴魂不散的家伙。是为记我在中文系的日子。

这篇文章是大概是马雁应臧棣之约,为2010年10月出版的中文系百年系庆丛书之《我们的青春》专门撰写的回忆文。作为系友,我参加了系庆,却没看见这本书。这些天,几个朋友在整理马雁遗物时候,从她的电脑里找出了这篇大致写于2010年6月的文章发了过来。几个月之隔,竟是在看逝者的文字。伤痛、唏嘘之余,读着这篇从容、可爱的文章,忽又觉得温暖。我无法想象这几年里她独自一人的时候是如何在抑郁症中煎熬的,但我想象得到,仅半年前,在写这篇小文的时候,她心底里一定安坐着一个1997-2001年间的小马雁,露着小虎牙朝我们这些见证过她学生生涯的人偷偷地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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