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一个朋友，因为喜欢北京的所谓文化气氛，放着在杭州玉软香温的好日子不过，非跑到北京来做超龄北漂。闻听他在北京总是东一榔头西一棒子地打些闲工，貌似收入比较少，我总担心在杭州过惯了江湖大佬生活的他会瘦得像个标准的第三世界文艺难民，没想到某次聚会看见他时，却发现他居然可耻地发胖了，胖得就像刺激经济的四万亿有一半都转化成了他的脂肪。后来我才知道，他几乎从不开伙，每天都搭着公车流窜在798、宋庄一带各种艺术展的开幕酒会上蹭酒蹭点心蹭聚会大餐，不但看了画围观了名流，还把肚子填得无比地饱，两年下来，他在艺术圈里也混了个脸熟，人称“蹭饭艺术家”。听着他激动不已地谈起他的蹭饭秘诀，我不由得想起了当年我的蹭饭生涯。

我读大学那阵儿，似乎一天到晚都在温饱线上挣扎。那时候不用交学费，每个月也还有那么几十块钱的国家补助，加上每学期开学从家里带过来的那点碎银子，按说也足够糊口了。但由于生活严重缺乏规律，脑子一热就屁颠屁颠举着小钞票喝酒或者买套套去了，一夜胡吃海喝或者胡搞之后就完全陷入了赤贫。那时候我特别瘦，眼睛还凸得跟一对大灯泡似的，怎么看怎么像“动物世界”里面那些嗷嗷待哺但却怎么也喂不饱的小鸟。在连食堂都吃不起的情况下，蹭饭似乎是唯一的出路。

一开始我老往学校里各个省同乡聚会的饭局里钻，因为我碰巧会模仿好几个省的方言，混到饭桌上随便炫几句“家乡话”扯一扯“家乡”的风物常识，就开始埋头吃饭，等旁边人想起来问我哪个中学毕业、同一届还有谁在京等关键细节的时候，我已经打着彬彬有礼的饱嗝以有事为由告退了。那一年年底，我光是混各省的同乡会饭局就混了十八个省之多，按说应该适可而止了，因为第九个省以后的方言我基本上都是头天跟人现学的，发音极其惨烈，可是万恶的饥饿驱使我在这条注定没有前途的蹭饭路上越陷越深，我终于忍不住去了第十九个同乡会——上海同乡会的饭局。且不说我那几个从相声里学来的上海词儿是何等寒颤而我混在一群“的啦的呀”里面又是何等无助，最要命的是刚刚找到地儿坐下还没来得及夹菜就有人过来管我要“票子”——原来这上海同乡会兴的是和上海人民的气质浑然一体的AA制，还是饭前结清，跟前面那十八个省的免费吃喝大不一样。这次雪上加霜的蹭饭行动最终断送了我把祖国省级行政区划的同乡会饭局一一蹭完的伟大理想。

有一段时间我发现我们学校的国际会议中心经常在会后把所有人招呼到旁边的大堂里去吃自助餐，取餐的时候似乎也不用看脖子上挂的会议代表证，于是我就隔三差五地在各种国际学术会议快结束的时候跑去鼓几下掌，然后满面学术笑容地跟随与会代表们鱼贯进入吃饭的大堂，拿着大盘盘在等候取餐的队伍里操着一口土鳖英语跟国际学者们有模有样地谈论着北京的天气。那段时间我蹭过从分子化学、量子力学、小行星到中亚考古、大熊猫繁殖等跨度极其巨大的会议饭，为了避免露馅，取到餐以后我总是绕开国内学人，直接和国际学者们坐在一桌，假装是香港过来交流的该领域研究生，在桌上的话题缓慢地从故宫、颐和园进入到专业领域之前，我一般都能迅速地把自己填饱而后消失。

自打上了研究生开始卖文为生以后，我基本上就结束了凄惨但却快乐无比的蹭饭生涯，到后来成了家天天和妻子在厨房里切磋厨艺，就更是由当年的蹭饭者变成了被蹭的人，常常要接待一茬又一茬以各种神奇的理由在吃饭的钟点登门造访的人。但蹭饭时代留下的影响还是难以消除的：我到现在吃饭的速度依然快得令妻子极为震惊，大概是因为每到吃饭的时候，我都还会不自觉地幻想自己正置身于某个遥远省份的同乡会或者某个深奥的国际学术会议的饭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