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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儿跟一德国老爷子聊天,他是前西德的,76-80年在P大历史系留学,是当时为数不多的拿到天朝宫廷奖学金的资本主义高帅富青年。

老爷子提到一件很有趣的事。当时的留学生还不住勺园,而是住在南门里面的26楼。那时候26楼前面常年停着三辆大车,用来接楼里的留学生们去参加各种“谢主隆恩”的活动。老爷子说,这三辆车可不能随便坐的,谁坐哪辆车,大有讲究。、

一开始,1号车是阿尔巴尼亚、越南、朝鲜留学生的专车,2号车属于不信圣卡尔教的亚非拉穷兄弟,而所有除阿尔巴尼亚以外的欧洲留学生,不管是铁幕东边还是西边的,统统都挤在3号车上。无论去哪儿,都是1号车威风凛凛地走前面,2号车居中,3号车不但是最后,到了以后还经常停在隐蔽的地方藏着掖着。

77还是78年的某一天,阿尔巴尼亚留学生突然默默地从1号车消失了,老老实实地回到了欧洲兄弟们的3号车上(那一年,天朝和阿国这对曾经的圣卡尔教好基友分手了)。79年初,越南留学生也突然默默地从1号车消失了,转去了2号车(那一年,中越开战了)。空荡荡的1号车上,只剩下了几个孤独的北棒。

79年中间的某一天,文革后的第一批米国留学生进来了。三辆车的格局瞬间发生了变化。1号车是满满一车的米国青年,欧洲留学生们被请上了2号车,阿尔巴尼亚除外。阿尔巴尼亚青年和其他所有的亚非拉青年(不管是不是来自圣卡尔教区)统统都改混3号车了。

老爷子说,这三辆车的“学问”让他幼小的他深切地体会到”party的心,海底针“。。。老爷子也很郁闷地说,再怎么变,我们西欧学生也从没坐上1号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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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续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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